新闻与评论

在我的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书的编辑在封面上标注：来自全美写作质量最高的报纸。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教科书，但如果放在今天或许就没有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敢出版了，即便这是一本新闻写作的教科书。因为，《华尔街日报》居然公开“乳华”了。

昨天，两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神情黯然地经首都机场离开北京，没有看到《华尔街日报》自己的消息，法新社的一张照片流传在社交媒体。一共三名该报记者几天前被中国政府宣布驱逐出境，原因是《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2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该文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了《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标题，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发言人说，中方已就此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同时保留对该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华尔街日报》迄今仍在推诿、搪塞，既未公开正式道歉，也未查处相关责任人。”发言人说，中方依法依规处理外国记者事务。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中国人民不欢迎。鉴此，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这篇文章我粗略地借助翻译软件看了看，也看到有人翻译过来，总的感觉就是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文章的标题有点儿敏感，因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的“东亚病夫”说。但其实与之没有一点儿关系。文章指出了一些现今中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一种“病态”。

被逐出北京的记者，两名美国公民，一名澳大利亚公民，但都是华裔，他们被派驻北京，负责给“全美写作质量最高的报纸”撰写有关中国的故事，结果就被稀里糊涂的赶走了。据《纽约时报》报道，上周四，《华尔街日报》的53名记者和编辑签名致信报社管理层，对上司发起质疑，并批评该报的观点版块。他们批评那篇惹事儿文章，敦促报社领导人“考虑修改标题，并向读者、消息来源、同事和所有被冒犯的人道歉“。另据有关报道，这53名记者编辑均系《华尔街日报》在华工作员工。我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在华有庞大的工作团队，但包括被取消记者签证的三名记者均与“惹事儿的文章”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确实挺难办的。
第一，中国外交部不这么做那就不是中国外交部了，谁也阻止不了。
第二，三名记者被驱逐，不仅记者本人遭受损失受到伤害，也将重创《华尔街日报》在中国的报道，报社的很多运作以及记者的前途都受到影响。
第三，受言论自由保护的美国报纸，哪能轻易为此道歉认错，否则以后还咋在圈里混呢。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交给时间去解决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其实兴趣并不大，有些遗憾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又少了三个会给全世界讲中国故事的人。但我想借此机会记录一点自己的思考，新闻与评论，和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冲突。

我在学习新闻写作的时候，学到的最核心的两个要点，一是新闻的要素，也就是常说的五个W（when什么时间、where什么地点、what什么事情、why什么原因、who什么人），撰写新闻报道要具备这五个W。二是新闻报道不能夹带有自己观点的评论，新闻报道和评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媒体，其新闻报道部门和评论部门都是分开的，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新闻报道部门只负责采集新闻消息，无论是一条简单的报道，还是深度的调查报道，无论怎么去写，无论以怎样的写作手法吸引读者，但都是仅限于告诉读者或新闻受众，报道者所获取的消息内容，来龙去脉，报道者只负责起个传声筒的作用，并不会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时候传递的消息最终证实不一定准确，甚至就是谣言，但也并不一定代表报道者有意造谣、传谣。在西方，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传统大报，新闻报道部门和评论部门更是没有什么关联，新闻报道部门通常情况下仅仅负责深度的报道，一般消息会使用通讯社的稿件，而评论部门更是独立的机构。由评论部门编发的稿件，可以代表本媒体的观点，也可以不代表本媒体的观点，有时候看上去媒体就是一个舞台，谁上去演一出戏并不重要，只要有人看。

通常情况下，西方媒体在外面招事惹非的一般都会是新闻报道部门，因为这些家伙们最拿手的本身就是挖大人物们的料，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些大人物的料基本上都是属于“负面”消息，抖落出来最起码会使当事人难堪，最严重的可能会改变一些事件走向，甚至相关政治格局。美国的媒体在这方面尤其表现突出，无论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还是克林顿的”拉链门“，一直到将川普深陷其中的”弹劾门“，所有这些都是媒体里的新闻报道部门的记者们所作所为。记者们只要遵循新闻报道不夹带自己的私货，不掺杂自己的观点，就没人能奈何得了。

相对而言，西方媒体的评论部门所承受的压力要小得多，他们不会像新闻报道部门四处抖料，被人记恨，他们所评论的问题都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摆在明面上，可能不同的结果在于评论者持有怎样的观点，对事件不同当事人有不同的倾向。就像是美国这些媒体的评论撰稿者，一般都是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或学者，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他们批评谁，用词多么尖刻，那是他们的自由，同样没人能奈何得了。

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无论是撰写新闻报道，还是发表评论，如果你收了一方的钱，而对另一方发起诽谤，那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受到司法制裁。

由于深度报道，尤其是深度调查报道会把一些人不愿意摆到桌面上的事情抖落在台面上，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这一类型的报道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一旦惹出事情也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相反可能还会遭遇牢狱之灾。所以，中国大大小小所有媒体的新闻报道总会在重复同样的话题，浪费大量人力财力。评论部分虽然在大的媒体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但无论是谁撰写文章，也都不可能不受制约独立发表。小媒体就更不用说了，采编都是一身挑，为了规避最起码的新闻原则，有时候先写新闻报道，再换个名字撰写评论，都是笑话。

回到最开始的“乳华”事件。无论是文章作者默认，还是编辑独自所为，《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评论使用的标题确有不妥之处，因为惹了麻烦事情。文章作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wrmed）2月9日在社交媒体Twitter上回应了此事。中国大陆有媒体称：他将“锅”甩给了文章编辑。因为他说：“我想对新关注我推特的中国人说，对一家美国报纸来说，作者通常不会为自己的文章撰写或拟定标题。文章内容有争议可以找作者，但若标题有争议，请去找编辑”。

米德的甩”锅“当然会让一些人不满，但我觉得这一”事件“却让我们有了机会再一次重新了解和认识”东亚病夫“的真正起源。与其总害怕别人把自己当作病夫，还不如就理直气壮地想方设法做个爷们儿，担当起爷们儿的责任。

 

下面这篇文章引自腾讯文化“李小龙逝世40周年，重新定义李小龙”专题，原载银川晚报2013年6月26日。
原文链接 https://cul.qq.com/a/20130626/015670.htm

“东亚病夫”的真正起源：由中国人发明的

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一个词汇再次流行，那就是“东亚病夫”。“李小龙”因为日本等国人侮辱“东亚病夫”，他激愤呐喊冲杀，让亿万观众的心灵因此而激动。面对这个缠绕在中国人心头一个世纪的词汇，我们有必要追问：日本人真的侮辱过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吗？能否因为李小龙一个人的努力树立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形象？

清朝末年，国家衰败，吸鸦片者吞云吐雾，小脚女人弱不禁风。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做“病夫”。他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遗憾的是，连严复也因吸食鸦片患病而死。

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评论可谓中肯、深刻。

1904年，曾朴用“东亚病夫”笔名写小说《孽海花》，表明身体欠佳，“病夫国之病夫”，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

最初的“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中国人体质弱、体育落后，还有麻木不仁、兵败、国衰之意，并没有什么侮辱和蔑视，而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和确诊，并激励鞭策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

据说，清末，西洋大力士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武林大师霍元甲把大力士吓跑了。

据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无所获，回国途经新加坡，当地报纸一幅漫画是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

即使有西方人侮辱中国人的事情发生，也改变不了“病夫”、“东亚病夫”一词最初由中国人发明的事实。事实上，从没有哪个日本人、欧洲人或美国人奔走相告再也不敢叫东亚病夫了。

我们对于“东亚病夫”的解读，就像电视剧《李小龙传奇》那样纰漏不断，甚至过分强调李小龙对“东亚病夫”称呼的激愤，都与实际明显不符。就今天而言，中国已经崛起，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改变和改善的地方。与其相信影视剧对这个名称来源的杜撰，不如思考100年前中国思想家们对“东亚病夫”进行剖析和莫大期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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